「如果我的得獎感言是,感謝飛魚、芋頭與野性環境馴化了我,會有人懂嗎?」
在那張世界地圖,有很大的海叫大洋洲,哦,米特。在那兒,有數不清的小島,其中一定有比我們的島漂亮的小島的。如果能實現心願的話,每一個島都去給它Tomaci(尿尿),哦,米特。
——《黑色的翅膀》
回到1999年,夏曼.藍波安的第一本長篇小說《黑色的翅膀》,小男孩卡斯趁工友不在時偷偷跑進教室,在那張平常被老師罰站時凝視的大陸地圖上,用鉛筆畫上小小的一點,「人之島」自此存在於世界地圖上。在48歲時完成航海夢想的夏曼.藍波安,實現了童年的心願,也用無數本著作,讓台灣及世界,認識了他筆下這座美麗的島嶼及海洋,看見了達悟民族的存在。
夏曼.藍波安手指著舊蘭嶼國小校址右側那棟灰色水泥平房:「那就是我小時候看那張大陸地圖的教室。」回顧在蘭嶼國小求學的那段歲月,除了有「我們來自不同星球」的強烈衝擊,亦是認識另一個語言邏輯的開始。夏曼憶及以前校舍牆面畫滿了中華民族的「偉人」:文天祥、班超、岳飛……,沿著石階走進校門,規定要對蔣中正的肖像敬禮;除了國語、社會,還有充滿愛黨愛國教條的「生活與倫理」,在教室誦讀「三民主義」的「國語」,是學校強迫灌輸的大陸中原文化,之於滿腦子只有海浪和魚類的達悟男孩而言,完全是另一個無法理解的世界。
「我的志願」這個每位國小學童都曾經驗過的作文題目,在不願意親近海洋的漢人老師眼裡,卻也有對跟錯的差別:「我以後要當空軍,反攻大陸」算是一個徒具口號意義但不會被老師質疑的答案,不過「長大要造大船」的回答,卻會被老師打一個大叉。之於漢人的邏輯而言,造舟並不能算是一個職業和身分,更不能成為「志願」;之於達悟文化而言,不會造舟,何以成為一個男人?
大陸思維/海洋邏輯的巨大扞格,是夏曼.藍波安從學校得到的「啟蒙」,也成為他在寫作路上,一直不斷去挑戰的核心命題,多年來的寫作,亦是用文字重繪了一張以海洋為中心的世界地圖,翻轉陸地霸權的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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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動與出走的命格
流浪是命格,不安於遊戲規則的限制,也成就了現在的「夏曼.藍波安」。回顧夏曼至今洋洋灑灑的人生履歷,「拒絕保送上師大」像是命運的一道重要關卡,是要選擇擺在眼前的安穩道路,或是走入驚濤駭浪但不凡的人生?
在那個貧窮的年代,不分閩南、客家或原住民族,能夠保送上師大搶得一個鐵飯碗,是免於飢餓的最佳保證,但夏曼直言,不希望自己的人生耗在無味的教科書,也不願為中華文化及儒家教育服務,轉而欺瞞自己的族人,「我想要出去看世界,可是這個看世界的代價太大了,太辛苦了。」《大海之眼》(2018)敘說了離開小島之後的曲折歷程,在林班地打工,在台灣西部各地的工廠扛水泥、綁鋼筋,忍受「番仔」的歧視言語,忍受資方的勞力剝削,一路的曲曲折折,只為了證明自己也能夠憑借實力考上大學。
夏曼回憶,父親在他出生時對他說的話是:「願你的靈魂堅強。」這句話一直影響他很深,即便是在台灣西部流浪打工,面對飢餓與貧窮,甚至是在南太平洋追逐航海夢,身上沒有錢的時候,這句話總是讓他撐過很多辛苦的歲月,「因為我們什麼都沒有啊,只能依靠靈魂堅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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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者最認識的,是那個重回祖島率領「驅逐惡靈」反核行動之後,用身體歸返海洋,在冷海浪濤之中尋覓自我,重建身為達悟男人的尊嚴與認同的夏曼.藍波安。1997年出版的散文集《冷海情深》成為台灣文學當中的經典,也讓夏曼.藍波安成為教科書裡必讀的「課本作家」,以文學書寫的形式,教育台灣下一代的學子,開啟了新世代去理解不同族群、文化差異的可能性。
《航海家的臉》(2007)是達悟的文化傳統/現代科學對話的橋樑,也是浸泡於傳統,又能理解現代生活的夏曼.藍波安送給世界的思索;隨後的《老海人》(2009)、《天空的眼睛》(2012)、《安洛米恩之死》(2015)等多部長篇小說,帶領讀者一窺海人根植於海洋的自信和智識,亦從他們在貨幣價值主導的生存遊戲中殞落消沉,帶出對當代社會的深刻批判。
《沒有信箱的男人》(2022)以人之島的口述歷史,翻動了我們對世界史的認知,文明/野蠻的界線,來自於手槍、砲彈與文字,此作不僅回顧島嶼被殖民的宿命,亦是為全球原住民族的發聲之作。
《大海浮夢》(2014)是航海經驗沉澱多年後的自傳式小說,不僅書寫雨林生態的系統與知識,也在遠洋飄蕩的歷程裡,看見相屬海洋基因的小島居民那共同的、被宰制的命運:貧窮、剝削、核爆、生態浩劫,但也與那些素樸的微笑相遇,共同敬畏海洋、魚類教導人類的生存法則。這部《大海浮夢》不僅讓華文文學終於離開陸地,向廣袤的海洋探索,也讓漢語的文字路徑,首次依循著航道而行,是華文世界絕無僅有的海流文學。
夏曼的母親曾指著遠方天空的眼睛對他說,「我把你右肩的(移動的)靈魂放到那裡去了。」永恆的移動與追尋,不斷的探索和出走,像是出生即被寫下的運途。但不願屈撓選擇順遂的道路,堅強的靈魂以及移動的身體,造就了豐厚的人生歷練及知識的流動,也成就了夏曼.藍波安文學裡如此寬闊的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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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戰華文文學的語言美學框架
回到做為文學書寫者的日常,在開創議題之外,勤勞筆耕也是必要的勞動。凌晨四五點起來寫作到約莫早上十點,白天完成在山林、芋頭田與海浪裡的工作之外,也一邊持續閱讀,一邊撰寫註腳筆記。夏曼的自我要求極高,坦言並非隨便寫寫就叫做「作家」,而是持續的累積,持續的成長,每一本作品都需有核心的思想與命題,開啟與讀者新的對話空間,才能不愧對作家之職。
早年開始寫作之初,一字一句都得來不易,短短的八百字,也要寫上半個月,夏曼笑說,當時寫的新詩被刊載於《中國時報》上時,還被太太嘲笑,「又沒幾個字!」但習慣以達悟語思考的腦袋和母語的舌頭,是歷經層層轉譯與反覆的琢磨,至今才終能敲擊出20萬方塊字成書,夏曼這個世代接受「國語」教育的挫折血淚,也自此長成美好又特殊的存在。
這種混合著達悟語法邏輯及詞彙的華語書寫,挑戰了華文文學的語言美學框架,華麗或艱澀的辭藻堆疊,無法在夏曼的文學作品裡找到,取而代之的,是撞擊華語讀者思維的,難以簡單詮釋或拆解的文句。當母親說「孩子我的舌頭很癢」,意味著想吃孩子抓的魚;說自己的「太陽已經接近海平面了」意味著年歲漸老;「惡劣的礁石」指的是天候和海浪的狀態;在海上抓魚時會說:「你船上有沒有人?」其實問的是有沒有釣到鬼頭刀。
因為與自然共生,也以海洋為信仰核心,這些語彙具體而微的形塑出達悟文化的宇宙觀,讀者必須嘗試進入達悟語的星球,才能理解箇中涵意。夏曼坦言,若沒有經過改寫而完全直譯,陌生化的句式也將造成更大的隔閡,無法順利閱讀,因此在這兩種差異極大的語言邏輯之間,書寫不僅是語言翻譯,更是文化轉譯,如何揀選適合的漢字語句來完整呈現達悟文化,又如何在兩種文化邏輯之間取得平衡,對寫作者來說,是相當艱鉅的任務與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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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寫法,除了來自文化翻譯本身的基礎,也是夏曼.藍波安對華語美學的反動。文字本身的精雕細琢與堆砌,固然有其美感,但之於夏曼而言,文字、文學的價值,還是根植於人的思想與經驗:「我的華語是因為我的身體走過,有這個經歷,華語才會生產出來。」
如同達悟語的詞彙是在不同的空間、情境裡被使用,在進入山林海洋的當下,語詞才產生意義,而夏曼的華語書寫也同樣如此,存在於身體勞動的當下,揮動斧頭的肌肉線條構成了文字的美感,樹材迸裂的聲響、海潮浪濤的拍打,才是夏曼文學世界裡的美學標準。
回憶與「文學」的第一次相遇,竟是來自於監禁在蘭嶼島上的囚犯,在眾多嬉鬧的小孩子當中,兒時的夏曼得到一本《羅蘭散文》,自此建立了對「文學」的認知。但夏曼坦言,雖然這些文學作品的文字很好,但寫的東西幾乎是他不認識的世界,對兒時的他並不具任何誘因,反倒是父親說的魚類故事和教給他的山林知識,才是充滿憧憬與想像之所在。
書寫的世界不同,語言思考的邏輯不同,這種不同星球的差異,是許多華文讀者無法深入理解夏曼的作品之因,但夏曼認為,是這些在地價值支撐起他的文學,沒有這些野性環境的知識作為後盾,他的文字將如都市作家一般貧脊。這種融合了人類學民族誌及文學小說的寫作風格,也成為獨特的「夏曼.藍波安式」的文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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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野性環境馴化的文學
「如果我的得獎感言是,感謝飛魚、芋頭與野性環境馴化了我,會有人懂嗎?」跟隨夏曼.藍波安的腳步,走一趟日常生活勞動的芋頭田、山林與灘頭,越發能夠感受這些場域所承載的知識縱深。
1950年代起,蘭嶼成為軍隊進駐紮營之地,也成為囚禁大量重刑犯的監獄,外來者橫行霸道在島上深谷隨意砍伐百年以上的龍眼樹,充作煮食補給所需的柴火使用,以「國家」之名,合法化盜伐私有地林木的行為,忽視島嶼原先就存在的達悟族人,談起這段過往,仍可以感受到族人當時的憤怒。
在漢文化當中,自然的蟲鳴草木是人類生活的「背景」,而不是主體,除了燃煙燒煤用的柴火之外,都市叢林中的樹木只作為休憩、納涼遮蔭等功能;但之於達悟族人而言,這些樹木是個人林地當中最珍貴的私有財產,也是達悟人生命禮俗的一部分。
夏曼解釋道,自幼父親就常帶著他上山,看樹,養樹,常常照顧土地上的各類樹種,這些樹材不僅會用來製作睡覺的板子、盛裝芋頭和飛魚的木盤,在新屋落成時,也要有生命之樹,製作妻子分娩使用的木板,新生命的開始與舊生命的逝去,都與樹木息息相關。適逢新的飛魚季節,砍削一根新的木頭作為飛魚支架,也是日常儀式的一部分。現今世界對於森林的理解來自於經濟價值,但諸多原住民族,都仍依賴樹木溫暖家園,成就生命的循環。這正是不同星球展現出的相異價值。
夏曼指向遠方稜線的最高點,回憶父親以前的體力驚人,可以爬到山頭上方砍樹,把樹材扛下來。造一艘拼板舟,約莫需要21塊的樹材去完成,更遑論若要造一艘有雕飾的大船,還需要種植相稱的芋頭,準備牲禮等大船儀式所需,繁複的禮俗不僅說明拼板大船在達悟文化裡的重要性,更可看出芋頭田/山林/海洋三個空間的相輔呼應,完整了達悟族人的文化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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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著河流而上,夏曼指著附近的山坡地,回憶整路曾經滿是水芋梯田的美好風景,婦女們辛勤照顧她們的一方天地,孩子們一路玩耍跑到深山抓青蛙,對比於現在只剩下幾塊芋頭田的冷清和人煙罕至,灘頭上零星僅存的三艘拼板舟,不需多做說明,也能感受到傳統文化的式微,然而呼嘯而過的觀光客,似乎也感受不到空氣中的失落與遺憾。
「海洋從來沒有改變他的情緒,但做為弱勢的族群,沒辦法阻止飛機、輪船、遊客來,這是全球少數民族自動被邊緣化的過程。我的父親他們住在島上八、九十年,他們的智慧不是在抵抗外來所有的東西,而是在雨林相互包容的生態系,他們也只能做到這樣。你不得不承認,我們已經被現代性擊潰了,不要問我難不難過,這已經不只是難過了。」夏曼如此說道。
即將來臨的飛魚季節,灘頭卻已不復兒時記憶,那個半夜小孩子直接睡在灘頭,用沙子把自己蓋起來,等待船隻半夜滿載漁獲歸來的熱鬧盛況。島上已經鮮少有人花上數個月造舟抓魚,只剩即將年屆70的夏曼.藍波安,仍然堅持父祖輩教會他的技藝與這些原初素樸的勞動美學。夏曼甚至自嘲,自己才是真正的,孤單的「老人與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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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偶爾登上小島放鬆心情,享受陽光和海風的外來旅客來說,環島公路的沿途風景,只是很美的海,很美的「自然」,但對於夏曼.藍波安而言,島嶼上的空間,有數千年達悟文化的縱深,亦有不同的殖民體制和現代化入侵的歷史傷痕;有家族的芋頭田,和父親、兒子一起踏過的山谷稜線;眼前的陡峭懸崖通往的海域,也有書寫《冷海情深》的記憶,和一次次潛水射魚的故事。
這些空間地景,與夏曼.藍波安的記憶相互疊合,緊密交織,亦是其文學誕生之處。站在灘頭的拼板舟邊,夏曼正解說著飛魚時節的風向與海浪,如何自動整理灘頭,平整之處便可讓拼板舟方便上下進出。看雲、看浪、看風、看月亮,一望無際的海面,即使是微小的波動起伏,在夏曼的眼裡亦是海洋魚類給的訊息。
這些日復一日的身體勞動,是用全部的肉體感官接收自然的給予,並建構出豐富的知識體系,就如同夏曼.藍波安的自我詮釋,這些在地價值,定義了他的文學價值,撐起了他的文學世界。被野性環境馴化的海流文學,才是這個島嶼真正的主流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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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蔡佩含
國立政治大學台灣文學所博士,現為國立臺灣大學中文系兼任助理教授。博士論文為《站在語言的灘頭:戰後台灣原住民族文學與歌謠的混語政治》,其他論文著作散見《台灣文學研究學報》、《台灣學誌》等刊。曾任紐西蘭奧塔哥大學毛利研究院訪問學人,山海文化雜誌社特約編輯、王宏恩《Muskun Kata》、《好好呼吸》音樂專輯企劃、原文會《746山海誌:布農族文化誌》Podcast節目企劃、「我來領唱:2022布農原森音樂祭」統籌暨視覺設計、國立教育廣播電台彰化分台《巷仔內的歌詩》節目製作。參與編選《山海原住民族文學資源手冊》、《山海閱讀:臺灣原住民族文學讀本》、《台灣原住民族漢語文學選集.小說卷》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