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上春樹在《日出國的工廠》一書中，曾經非常生動地描述了一種很少被定義為工廠的場所——結婚會場：

「不用說，結婚會場並不是正確意義上的「工廠」。除了餐點之外，結婚會場既不生產任何有形的東西，也沒有輸送帶或空氣壓縮機之類發出隆隆噪音在操作著的機器。但是，如果您有機會仔細觀察從結婚會場裡順序送出幾對新婚夫婦的過程的話……我相信您應該不會反對這也可以歸納在所謂『工廠』的範疇裡。老實說，那除了工廠之外什麼也不是。」

他在文中細數作為一個工廠的結婚會場，或名為「結婚會場」的工廠，如何制式地透過禮服、喜帖、料理、紅酒、蠟燭、捧花、司儀、乾冰、音響、照片與經過設計的王子公主浪漫愛情童話故事……等原料，「產出」一組又一組的伴侶。

認為自己經歷過個人化溫馨浪漫婚禮儀式的讀者，或許會批評村上春樹將結婚形容為工廠生產線的方式是種冒犯，但如今回頭閱讀這本十多年前的作品，仍不得不佩服村上春樹對社會觀察的敏銳度，因為今天的「人生代包工廠」生產線業務，可不只是新郎新娘而已，從出生到死亡，我們的日常瑣事或人生大事，只要你想像得到的任何需求，從「祖母出租」到代客慶生，全都可以找到代辦服務。不要懷疑，歡迎來到「外包時代」。

社會學家愛爾麗．羅賽爾．霍克希爾德（Arlie Russell Hochschild)透過《外包時代》（The Outsourced Self: Intimate Life in Market Times）這本書要探討的，正是這個「什麼都能買，什麼都不奇怪」的年代，情感關係的外包如何改變了我們的人際互動模式，用金錢來換取時間與便利的結果，又可能付出什麼相對應的代價。

霍克希爾德在書中以兩種生活模式進行對照，一是她的伊莉莎白姑姑所代表的農場時光人情互助模式，傳承著古老社會「做就對了」的精神，認為需要幫忙的時候，鄰居朋友天生就會守望相助，即使年長獨居且行動不便，她仍堅持不需要「專業人士」的協助；與此相對的，是當代美國市場機制下，村落社會所轉型成的「外包社會」，在這個一切皆可買賣的年代，「情感勞動」（關心與在意)也成為外包項目之一，我們可以付費聘請專門的照顧人員照顧父母、帶孩子看醫生，同時認為這仍是表達關懷的方式。

而在生活與情感都高度仰賴專家協助的情況下，如果從戀愛、結婚、生子、育兒、照顧父母、養老等所有過程都可以用不同形式購買，我們該如何定位個人與市場的界線？如果生活中的一切都有專家指點或代勞，所謂的「私領域」是否再也不存在？我們彷彿過著「幕後」的人生，在螢幕前下指導棋的，則是花錢外包的專家。這是否會讓我們因此失落了表達真實情感的能力？如同書中某位聘請戀愛顧問的客戶葛雷斯的疑問：「如果一位顧問幫男生跟女生聊天，另一名顧問幫女生跟男生聊天，不就變成這兩位愛情顧問在談戀愛嗎？」

我們可以輕易將許多原本被歸類為義務的事情外包，但是義務的核心並不會因此改變，世界上確實有些價值，是無法用錢買到的。

但是霍克希爾德並非意在貴古賤今，或是單純批判外包社會下的功利主義，相反地，她走訪整個外包時代的人生商品鏈，試著從交易雙方的觀點共同編織出當代市場機制背後的運作模式、誘惑、助益與代價。透過每一個個案在自我和商品化之間試圖畫出的界線，勾勒出兩種價值的拉扯與矛盾：我們一方面以金錢換取服務，另方面卻也難免質疑自己，如果這些事情都委託他人代辦，那麼事物的意義是否會因為這樣的代勞而被稀釋甚至消失？這是何以在書中，我們會反覆看到這類的問句：「如果狗主人連週末都不能自己遛狗，幹嘛要養狗？」「如果不親自挑選禮物，為何要送禮？」「如果將孩子的生日派對交給陌生人辦，那麼辦派對的意義何在？」換言之，透過「哪些事物不應該外包」的底線之思考，我們也同時檢核了心中的價值排序，判斷哪些事該親力親為，哪些不妨讓專業人士接手。

更重要的是，霍克希爾德讓我們看到，無論社會結構和經濟條件如何改變消費模式，人心之中對於建立連結與關係的渴望都是一致的，因此，我們可能會和按摩師、美髮師、孩子的保母建立某種類似友誼的關係，對其訴說心事、分享日常生活的種種，親密的程度甚至可能超越家人；至於看似違反道德直覺的「祖母出租」、「老媽出租」與「好友出租」，不只折射出疏離社會裡的孤獨，也提供了一個反思的契機：此種供需模式能在市場出現的背後，代表著什麼樣的欠缺與追求，以及，生命中有哪些事物，是再多金錢也無法交換的？如同從事長者照護服務的芭芭拉在描述她與受託探訪的老婦人維多利亞的關係時，提到辭去這份工作的理由，是因為她的探訪再也無法帶給維多利亞快樂，所以薪水再高也沒用。但饒富意味的是，她補充了一句︰「如果維多利亞是我母親，我無論如何還是會去探望她吧，但維多利亞不是我母親。」霍克希爾德認為，這樣的態度展現了「選擇與義務的微妙界線」，身處外包時代，我們可以輕易將許多原本被歸類為義務的事情外包，但是義務的核心並不會因此改變，世界上確實有些價值，是無法用錢買到的。

生命中無可取代的核心價值到底是什麼？如果一切都可外包，我們最終會失落什麼？

透過這些掙扎與矛盾，已可隱然看出，情感商品化最令人憂心之處或許在於，我們所珍視的價值是否會在市場社會的運算過程中失落。關於這一點，邁可．桑德爾（Michael J. Sandel）在《錢買不到的東西》（What Money Can’t Buy: The Moral Limits of Markets）一書中曾有非常精彩的論析。他用各種道德上令人疑慮的例子，討論市場交易的道德極限，指出一切都可以買賣的社會，可能造成的不平等，以及非市場價值如何可能因此被排擠，讓「生命中美好的事物因成為商品而淪於腐化」，比方說，「代客道歉公司」所提供的道歉服務，能讓人因此修補關係嗎？用錢鼓勵學生閱讀，最後會否在取消獎金時讓動機也隨之消失？桑德爾提醒我們的是，當所有事物都可以標價，事物的本質也可能隨之發生變異。

但是，就算在處理諸如代孕生子這類外包社會最敏感與具爭議性的議題時，霍克希爾德也並未將結論簡單地導向道德訴求，而是讓讀者看到個案之間的差異性，看到尋找代理孕母的夫妻與代孕者各自的背景和故事，從而看到在「交易」這個標籤背後，有著人性化與商品化的複雜糾結，包含了互惠、贈與、剝削、愛與尊嚴，如何在全球化下的市場機制中，影響了人的選擇——無論是在多麼有限的自由下的選擇。

因此，霍克希爾德帶領讀者進行的這場人生代包工廠的參觀之旅，終究要回到這樣的探問：對我們而言，生命中無可取代的核心價值到底是什麼？如果一切都可外包，我們最終會失落什麼？每個人都必須畫出自己心中的那條底線。這不僅關乎我們個人，也關乎整個時代。畢竟，誠如桑德爾所言：市場的問題，其實就是「我們想要如何共同生活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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