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這段出自巴勒斯坦民族詩人達爾維什的詩文，或許是納維德．克爾瑪尼（Navid Kermani）以喀什米爾、阿富汗、伊拉克、伊朗、敘利亞、巴勒斯坦等十個戰火頻繁的動盪之地為主題的報導文學《緊急狀態》書中，最令人動容的段落之一。克爾瑪尼並沒有以太多的篇幅來介紹達爾維什，但透過他的心態與作品的變化，讀者當能從這位年輕時想要拯救全世界的詩人，如何逐步將理想調整為「守護人性」，在「占領者把人變得不是人」之處，以「繼續做人，而不是變成人」作為反抗的使命，並且能夠差強人意地活著就心滿意足，體會到「能力所及之處」在這片土地上所意味的，是一種何其艱難的承諾。

但是，對於多數可能只殘留著歷史課本上模糊的印象，提起中東僅會聯想到戰爭、伊斯蘭、頭巾甚至恐怖主義的讀者而言，要理解這片土地的過去、現在與未來，恐怕並不容易。安娜．巴德肯（Anna Badkhen）就曾在《戰食和平》一書中，如此形容要描述以阿這塊充滿爭議與衝突的地區是件多麼困難的任務：「要是我講『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有人可能以為我認為有這兩個國家存在；但要是講『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領土』，則似乎暗示我不認為有這兩個國家存在；如果講『以阿衝突』，那麼像約旦和埃及這些國家，則無辜地被算進了『正式反對以色列存在』的國家陣營裡頭；如果講『以巴衝突』，那麼像敘利亞這樣的國家則又無辜地被排除在外，更何況還有伊朗呢！」光是一個詞彙的使用都如此令人糾結與無法精確描述，就可以想像試圖拼湊中東這個長期以來充滿了暴力衝突與矛盾地區的全貌，幾乎是個不可能的任務。

我們彷彿只能從碎片中東一片、西一片地撿拾那些冒險深入烽火之地的記者或攝影師的見聞，在安全距離之外想像遙遠之地的災難。這些作品或者企圖建構宏觀的歷史脈絡，或者以個人的現場經驗出發，勾勒出當地人民的生活與想法。而《緊急狀態》的難得之處，在於克爾瑪尼相當成功地兼容了這兩個方向，讓讀者一路隨著他的眼光與腳步，不只看到「緊急狀態下的日常」，更得以對「緊急狀態何以成為一種日常」進行深刻反思。

誰會想要一直活在戰爭裡

另一方面，透過這一段段跨越宗教信仰、國家、種族與區域的旅程，價值觀的衝突和矛盾亦將反覆撞擊讀者的既定認知。更重要的是，如同作者在分析阿富汗的狀況時所指出的，「在許多關於混亂、戰爭與倒退的分析中，很少有人考慮到阿富汗人民有什麼話要說」，這部作品，正是匯集了這些不同身分背景與信仰的人民群像，讓我們看到政治、歷史的複雜樣貌與人類心靈和適應的韌性。在九一一事件十週年的那天，他在喀布爾的一座墓園中訪問一位看來只有六十多歲的八旬老人，老人說他可以看來如此年輕的理由是，在炸彈攻擊讓他失去了全部的家人之後，他很小心地「別讓憂傷在我的心臟裡打結」。從來不曾聽聞過九一一事件的老人，雖然過著比塔利班統治時還更拮据的生活，但他是如此看待當前的環境與人生：「如今我們是自由的。……如果有人幫助我活下去，我樂意接受，萬一再也沒人幫助我活下去，我也樂於一死。」一位阿富汗的村民對於外國軍隊要撤離的看法是表達諒解地喃喃說道：「也許他們也受夠了我們。」另一位退休教師則說，「從前我認為，健康是最重要的，……然而，後來我發覺，如果始終沒有和平，健康根本沒有什麼用。畢竟，誰會想要一直活在戰爭裡？」

誰會想要一直活在戰爭裡？對於不得不活在與死在戰爭和災難裡的人們來說，仍要處理各種細碎日常，緊急與日常鄰近甚至並存的狀況也就成了某種必然。於是，在喀什米爾，我們看到將SIM卡提供給作者使用的女孩，手機裡同樣儲存著包括「天文台、計程車、禱告場所、花店、訂餐、占星、電影、諮詢、線上音樂」……等形形色色的電話號碼；在拉合爾的老城區，古蘭經學校的隔壁是美容院，蘇菲行者聖祠的對面則是擁有各種知名品牌專櫃的購物中心；在德黑蘭，手機行老闆祝他「示威遊行愉快」，種種看似不協調的細節，才是讓一個地方與歷史立體化的關鍵。如同周軼君在《拜訪革命》中的德黑蘭印象：既包含著在屋簷下販賣盜版《慾望城市》和《亞果出任務》，並且熱愛好萊塢愛情電影的年輕人；也有在當代藝術館安迪．沃荷的作品前，披著頭巾讓丈夫拍照，自稱是喜歡文化的知識份子的黑紗女子。當然，那些貧困、飢餓、爭戰、理想的失落或盲目的信念也依然同時存在，它是如此複雜，以至於用既定的刻板印象來認識中東，是如此危險而草率。

看見局限並不是為了合理化自己的偏見

如果說，遠距的觀看難免注定片面與武斷，對於那些置身其中的人而言，又該如何定位與定義他所身處的世界？在過度堅定地將自己視為道德代言人，與避免思考認同和信仰的種種衝突這兩者之間，克爾瑪尼並不過度批判，卻也不避諱地揭露出人們話語背後的內在矛盾。行過死蔭之地，他體會到的是這片土地在漫長的歷史與信仰的脈絡中，曾擁有某種「承受矛盾、承受最大的對立甚或將之視為理所當然的能力」。矛盾的揭露並非鄉愿地表達價值與信仰的必然差異，而是如西班牙記者大衛．希門內斯（David Jimenez）所形容的：「當我年紀越大，累積的經驗越多，遇過越多的事，我便越來越無法區分什麼是好，什麼是壞。如果有人問我從這些年、這些戰爭、這些革命或是天然災害中，我能學到什麼，我只能說，那些就如同霧一般，無法全然清楚，但似乎也很少完全看不清。」與其說希門內斯意在指涉歷史是一團迷霧，不如說他想強調的是，就算是霧中風景，我們仍能依稀指認出輪廓——或許也註定只有輪廓。

無論如何，試圖理解這些衝突之地，都是一趟深切體認人的視野、思維與能力之局限的旅程。就連一路謹守著「客觀詳實報導」的作者，最後亦無法冷靜自持，在看到以色列士兵的粗暴時，失去了諒解的可能。他誠實地反省：「我其實一直在寫自己所想的，而非自己所見的。……對於身為作者的我而言，這無異於是一種投降。」但這段失去諒解的插曲，反倒讓讀者得以進一步看到，身為人的局限。看見局限並不是為了合理化自己的偏見與狹隘，而是因有限而慎重，在有限之處盡力而為。在本書的終章，克爾瑪尼帶領讀者來到2008年義大利的蘭佩杜薩島，一個因難民湧入而宣布進入緊急狀態之地。這幾年來，若干恐怖攻擊事件與難民議題，讓人們恍然中東不再是與己無關的遙遠他方，收容與遣返，也就成了歐洲各國爭論不斷的難題。但是一位在暴風雨來臨前拯救了一艘難民船的法籍船長，凸顯出「在我們能力所及之處熱愛生命」，是何其可貴的價值。他說，發現難民船的時刻，是天空還布滿星星的時候。

法籍船長的描述，是事發當時實際的海象與天候狀況，卻令我聯想到唐諾曾在《眼前》當中對房龍《寬容》一書的引用與詮釋：真實歷史裡的所謂寬容，是人們「筋疲力盡加傷痕累累的結果，大家打了幾百上千年再打不動了，最重要是誰也沒辦法真的徹底消滅誰，所以大家坐下來，第一次一起看著頭頂上的同一個星空，儘管仍不相信，但願意開始承認彼此的神。」一如克爾瑪尼形容喀什米爾當地人民在提到戰爭時最常出現的詞彙：「Fed up」（夠了）。今時今日的人們，或許仍然不相信，也不想接受彼此的神，星空下的世界依然令人絕望與悲觀，但共享同一片星空的我們，都有責任熱愛生命——在那些能力所及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