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故事」能帶領我們進入這個事件，那麼「塔斯基吉梅毒實驗」（Tuskegee syphilis experiment）至少有兩個故事可以說，一者是「菜鳥鍥而不捨追查真相」、「面對陰影或險阻」，在陰謀論、各個公部門輪番吃閉門羹、被掛上的電話、暗巷裡車頭燈啣尾追來，套用好萊塢電影《永不妥協》、《驚爆內幕》……故事會從結局往前敘述，60年代的某一天，性病研究員布吞在診所吃午餐時偶然聽到職員聊到塔斯基吉實驗，從而展開不間斷的追索，在向上級陳述無效後，他辭去公衛署工作，就讀法學院，在媒體協助之下，隨著聽證會和訴訟展開，更多人站出來說出自己的故事，塔斯基吉實驗終於關閉，而政府要遲至1997年才正式道歉……。

另一個故事的說法，可以暫名為「麗弗絲小姐的家人們」，麗弗絲小姐（ Eunice Rivers）是黑人，他開「閃亮亮，有政府標誌的旅行車」接送黑人同胞們，他帶他們去醫院，他記得他們每個人的名字，麗弗絲小姐希望他們參與某項「政府計畫」，麗弗絲小姐要求他們授權代為處理死後的屍體……參與實驗的黑人說，麗弗絲小姐是我們的好鄰居。是正經的好人兒。他協助我們「治療髒血」，他們不知道的是，塔斯基吉實驗無關治療，而恰是以「不治療為前提」，進行「梅毒對人體會造成什麼影響」的長期觀測。麗弗絲小姐是政府聘僱的護理師，他因為服務實驗中受試者獲頒全國性的貢獻獎項，「我不是為了榮譽才做的，這一切，都是人道的緣故。」麗弗絲小姐說道。那便是一個「善意通往地獄之路」、《為愛朗讀》或者漢娜‧鄂蘭所謂「平庸的邪惡」的故事，塔斯基吉實驗裡有眾多「麗弗絲小姐們」，無論是擬定實驗計畫的策劃團隊與公衛署官員、從旁協助鄉鎮與地方醫生、州政府，他們心懷善念，他們戰戰兢兢，他們相信自己正在完善被交付的責任，他們是為人類或這個自由與星條旗飄揚之國做出偉大貢獻，卻恰恰「成為巨大殘酷機器裡的一個效率良好的齒輪」。

道德的曖昧性

於是便有了第3個故事。那是到今天仍進行中的故事，事實是，至1990年，《紐約時報》編輯指出，仍有高達35%的黑人教友相信「愛滋病是美國政府試圖毀滅黑人的計畫」。這句陳述所引起的不是句號，而是驚嘆號，或是問號，「這怎麼可能？」、「怎會有人這樣想！」，但如果你也如我一般驚訝，那真正無知的，其實是我，James H. Jones的著作《髒血：塔斯基吉梅毒實驗》（Bad Blood：The Tuskegee Syphilis Experiment）不只揭露駭人的實驗全貌，不只是要我們看「恐怖的家庭醫學」，掀開一頁「黑暗醫療史」，他試圖回答的，是關於恐懼的連鎖，或者，「吾國人民的深層病灶」，他是在探底了，正觸碰一搏一搏打出髒血的人類底黑暗之心。

如何描述「塔斯基吉實驗」？根據某廣播節目主持人所歸納：塔斯基吉實驗是「把人類當成實驗動物，研究梅毒多久殺死一個人。」或者這則陳述過於聳動，但也相差不遠，塔斯基吉實驗乃指，1932年至1972年之間，「美國公共衛生署於阿拉巴馬州梅肯郡首府塔斯基吉與其鄰近地點，對黑人進行梅毒不加治療之效應的研究」，根據統計，共399位感染梅毒之病患加入實驗，他們全都是黑人，所有人都已處於疾病末期。而在1974年政府確認發放賠償金時，實驗生還者已不到120名，多數人早因梅毒併發症喪生，這還不包括因此罹病的患者家屬以及垂直感染生下的梅毒嬰兒。「人體白老鼠」、「白人的種族清洗政策」、「政府支持下公然的道德敗壞」……二次大戰後，再沒有一樁比這更令媒體關注的醫學事件了，這是真真正正發生的「美國恐怖故事」。

如果此刻我們搜尋網路，在內容農場或是八卦網站那些標題是「世界10大恐怖實驗」、「戰慄人類史」的文章下，必然會發現塔斯基吉實驗之描述。我看到好幾則敘述是指此實驗是「政府對黑人施打梅毒病毒好進行觀察」，設若如此──像電影裡演出總有幾個形象刻板的壞蛋想要毀滅世界，並想出某種乖違人性之手法──那一切反而容易理解，畢竟這其中的邪惡過於鮮明。但塔斯基吉實驗讓人恐懼的關鍵卻是在於，圍繞著實驗所散發的黑暗，是霧一般發散的，不是那麼硬，你可以明確感覺到它的惡意，跟著咬起牙，接著卻不是很能肯定，自己在害怕，或質疑的是什麼。

我注意到《髒血》一書的感謝名單中，作者特別感謝了麗弗絲護理師，除了因為他協助釐清實驗之外，作者提到「他增加我對道德曖昧的包容」。我想「道德的曖昧性」正是塔斯基吉實驗讓我們在精神和身體上感到懼怕的原因，因為我們不知道如何判準，如何去歸納？塔斯基吉實驗挑戰了我們對於道德的認知。那裡的善惡是更為迂迴的，我們該如何抓出其界線呢？諸如是不直接加害，但「不對實驗對象進行治療」該被打入地獄的第幾層？僅僅是消極性的「凝視」、「旁觀他人之痛苦」並予以記錄，這要如何定奪其罪惡？這計畫前身由克拉克醫生主持，克拉克醫生決定在實驗設定之期限後關閉計畫。但接任者卻覺得實驗的結果值得長期觀察。那麼，如何決定責任歸屬？更往上追，為什麼上自國家公共衛生單位，下到地方醫生，在實驗進行中竟沒有人喊停，他們於崗位上盡忠職守，他們懷抱熱情與善意，但在診所百葉窗後頭或診療床上，「醫生，我是不是，正在壞毀？」，那時，這些「麗弗絲小姐們」該如何回應這樣一個問題？或者，有人代為辯解，實驗啟動於1930年代，那時候治療梅毒使用水銀和砷化合物，療程所需往往超過一年，且藥物對諸多病人有致命反應，所以對「病人之潛在傷害多於治療利益」，是以在研究與不施救之間，Z>B，利大於弊，指責「不對實驗對象進行治療」其實是「將後來的醫療標準套用到1932年上」，則我們該如何面對這樣的反駁？

權力的技術

全書多的是這樣的倫理議題和道德爭議。《髒血》是用問題去逼出問題，仔細拆解一個乍看結束的實驗，去尋找它各部分的動力源，又是如何彼此緊密箝合互相驅動。而另一個必須要看的是，《髒血》在實驗之外暴露另一個實驗。在醫學實驗細節之外，它暴露了如何操作「權力」。實驗中甚至無需動用監禁或任何命令，作者重建實驗的技術，其實讓我們看到的是權力的技術。這權力不只是公權力，更是知識的、階級的、經濟的……

所有參與實驗者都是黑人，貧窮、教育落後。「他們一貧如洗、大字不識，全然憑仁慈的公衛署擺佈」，而實驗單位以種種隱瞞、巧妙的轉嫁、偷換概念吸引他們投入，諸如在實驗前身「梅毒控制計畫」中，為何那麼多黑人前仆後繼自願投入？《髒血》還原這個大實驗室如何讓針頭刺入每一具身體的精微步驟，首先要「拉攏地方領袖」，然後「使用校舍和教堂作為臨時診所」，並以「牧師與老師為先鋒」，一者是知識殿堂，一者是信仰中心，皆透露出崇高與正當性，他們甚至不需要強迫，人們已經蜂擁而來。

此外，檢驗單位混淆了概念，他們宣布替黑人檢查「髒血」，在那個年代，「髒血」一詞包含更多疾病，從皮膚病到氣虛體弱，人們都以為自己身上帶有髒血。「人們期待治癒髒血，就可以治癒頭痛、消化不良、癩皮症、不孕、各種瘡……」，而「梅毒」不過是「髒血」引起的一部分疾病。這也產生一種弔詭，「梅毒」經過這一轉化，被剝除性病的標籤，因為它也是髒血的一部分。在梅毒控制計畫中「共612個家庭，也就是全部的受試者中，沒有一個說法和性行為連結在一起」，而這樣的手法被延續到塔斯基吉梅毒實驗中，我以為這是更為致命的，人們如果不知道傳染方式，便會持續傳染。而母親也會生下梅毒之子。

實驗單位動用話術，如以「你將獲得特別治療」、「這是你得到免費特別治療的最後機會」告知受測驗者，讓他們以為是「進行脊椎注射」，卻是抽取脊椎液好進行檢測，贈送補血劑和阿斯匹林給他們，其實只有止痛功效，但在盤尼西林證實可以對抗梅毒後，卻將他們趕出診所，「你不應該進行醫療」……。

話術。巧妙的欺瞞。不是「我說了謊」，而僅僅是，「我沒說什麼」，或者「換句話說」。並非「我對你做什麼」，而是「我沒有對你做什麼」，是把一個「不該發生的事情，變成『沒有挽救的故事』」…… 。

所以，我們要對抗的，是怎樣的怪物？

所以，我們要對抗的，是怎樣的自已？

塔斯基吉梅毒實驗終止了。但它真的結束了嗎？《髒血》一書早在1981年便於美國出版，巧的是，在同一年，美國疾病控制和預防中心宣稱洛杉磯爆發了一種「異常的、神祕的血液疾病」，那是愛滋年代的開端。如今台灣出版了《髒血》的增訂版，而它的最後一章，並不是以「正義得以伸張」之句號作為結束，是書反而追蹤「塔斯基吉梅毒實驗在愛滋時代的幽魂」，那正是上述第三個故事，為什麼依然有大量人們相信「愛滋病是美國政府試圖毀滅黑人的計畫」？但當你理解塔斯基吉梅毒實驗，當你知道一個族群經歷過「奴隸制、佃農、服勞役、處私刑、褫奪公權、居住隔離和就業歧視」，那你便能明白作者試圖告訴我們的是，「美國黑人對待愛滋的態度來自歷史建構。科學和醫學理論不是形塑黑人如何看待此項駭人疾病的唯一元素：社會、政治、宗教和道德概念也影響了他們的感知和理解。」

而塔斯基吉實驗的幽魂仍在文明地平線上徘徊。誠如《非裔美國人報》所提：「600位（及全部）受試者皆為黑人，能說這與種族無關？」《髒血》對「種族醫學」如何建立有深入的追蹤，它提及19世紀醫生著迷研究「黑人與眾不同之處」，並將差異理解為次等，這派人以為黑人更容易染病，具有生理劣勢，他們相信黑人比白人更容易性衝動，也更濫交，而梅毒便是他們心目中黑人的天譴。可這樣一套論述可笑嗎？在愛滋病爆發後的美國，甚至是此刻我們的島上，多的是這樣的思考，請把上述黑人替換為同性戀，把梅毒換成愛滋病，「同性戀更容易性衝動」、「同性戀更濫交」、「同性戀更容易得到愛滋病」、「愛滋是同性戀的天譴、是報應」，事實是，我們還沒走出塔斯基吉，它多容易重新啟動，也許就在這裡，在此刻。